第117章 土地标地被泄露，新老交替之争。

　　会议不欢而散。李正知道，赵国栋是在用拖字诀，背后必然有更深的原因。他让孙伟悄悄去了解，那块地周边最近有没有什么规划调整的风声，或者是否有开发商在私下活动。

　　与此同时，厂区内的动员和解释工作也在密集进行。李正几乎每周都要去厂里一两次，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劳动局举办的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第一期缝纫班和电工班招收了八十多名学员。开发区管委会也组织了五家企业来厂里举办了第一次小型招聘会，虽然最终只签了三十多份意向协议，但总算开了个头，让职工看到了些许希望。

　　但时代的痛点依然清晰而残酷。许多四五十岁的老工人面对技能培训班显得茫然无措，他们一辈子只会挡车、维修纺织机器，学习新技能异常艰难；招聘单位普遍青睐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年龄偏大的职工兴趣寥寥；尽管李正一再保证，但关于买断金能否足额发放的疑虑始终萦绕在职工心头，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在厂区弥漫。

　　就在这艰难推进的时刻，省委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到了丰庆市委，称有“群众来信”反映丰庆市国企改制中的一些问题，省委领导批示要求市里认真核查，并报结果。几乎同时，省报那名记者撰写的一篇内参也送到了相关领导案头，文中虽未点名，但用“某经济发达县级市”、“激进改制”等字眼，暗指丰庆做法冒进，存在社会风险隐患。

　　这两支暗箭来得又准又狠。市委书记周海洋亲自找马世文和李正谈话，语气严肃：“世文同志，李正同志，改制工作要推进，但安全和稳定是第一位的。省里有了批示，有了内参，我们就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你们要把情况彻底厘清，写出详细的报告，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依据，能经得起检查！”

　　压力再次骤增。马世文和李正都明白，这不仅仅是工作检查，更是一场政治考验。如果应对不当，不仅改制可能夭折，他们两人的政治前途也会蒙上阴影。

　　李正没有慌乱。他回到办公室，立刻召集改制办所有成员：“同志们，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省里要核查，这是好事，正好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规范、更加公开透明！从现在起，所有决策过程的会议记录、政策依据文件、资金往来凭证、评估程序文件、职工座谈记录，全部整理归档，一份都不能少！我们要用最详实、最规范的材料，来回应所有的质疑！”

　　他身先士卒，带着孙伟和改制办的同志，连续几天加班到深夜，核对每一笔数据，梳理每一个环节的逻辑链条。

　　一天晚上，孙伟拿着一份刚收到的传真，脸色凝重地走进李正办公室：“李市长，省评估所的小组后天就到。但是…刚刚收到市国土局报上来的纺织厂地块周边区域最新的规划调整建议稿，里面提到…可能要在那附近规划一个大型的公共绿地和文化中心。如果这个规划落地，那块地的商业开发价值确实会受到很大影响…”

　　李正猛地抬起头，接过文件快速浏览，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终于明白赵国栋一直在拖延的真正原因了！他很可能提前知晓了这个规划动向，想压住土地出让，等规划明确后地价下跌，再低价操作，甚至可能为某些特定对象牟利！

　　“好一个‘时机论’！”李正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孙伟，这份文件很重要。立刻复印一份，原件存档。看来，我们的报告里，又要多一项需要详细说明的内容了——关于如何应对规划不确定性，确保土地出让公正公平的内容！”

　　寒夜更深。但李正心中的斗志却被彻底点燃。这场改制，不仅关乎两千职工的生计，更是他在经济上的首次行动，但他已别无退路。

　　省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工作组如期进驻丰庆市纺织厂。李正亲自接待，并要求工业局、财政局、审计局及厂方代表全力配合，提供一切所需资料，同时确保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评估结果是未来资产处置的基石，必须客观、公正、经得起任何质疑！”李正的话既是要求，也是一种警示。

　　工作组埋头干活的同时，李正主导的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则进入了应对省里核查的超负荷运转状态。会议记录、政策文件汇编、资金筹措方案及凭证、职工座谈纪要、与银行往来函件、以及所有决策过程的痕迹材料，被分门别类，整理成册，装订了足足十几大盒。李正对每一份上报材料的准确性、逻辑性都亲自把关，力求做到无懈可击。

　　“我们不是在应付检查，”李正对熬得眼睛通红的孙伟和改制办同志们说，“我们是在系统地梳理和证明我们工作的必要性、合规性和正当性。这些东西，既是对上交代，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

　　然而，就在评估工作紧张进行、核查报告即将成型之际，一场更大的风暴骤然降临。

　　《汉东经济导报》——一份在省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在头版二条刊发了一篇题为《“激进”改制下的职工忧思——丰庆市纺织厂改制调查》的报道。文章署名正是那位此前曾来“调研”的记者。

　　这篇报道巧妙地运用了春秋笔法，通篇看似客观中立，实则充满了误导和暗示。它大肆渲染了职工对买断金不足、再就业困难的“普遍”担忧（却选择性忽略了政府正在开展的技能培训和招聘对接），片面引用了个别职工对股份合作制“不理解”、“没信心”的言论（却绝口不提政策解释和自愿原则），刻意突出了三百万元资金缺口的“巨大”和筹措的“艰难”（却隐去了已有解决方案和进展），更是意味深长地提到“有职工反映资产评估和土地出让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却没有任何实证，纯属臆测和引导）。

　　文章最后，以“专家建言”的口吻，质疑在这种困难企业搞股份制改造是否“成本过高、效率过低”，暗示“长痛不如短痛”，直接整体出售或破产清算或许是“更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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